姚榜义同志走了，他悄悄地离开了我们，临终前嘱咐家人，不要为他举行任何仪式。这就是榜义同志的为人：恪尽己责，不求回报。他的一生可说是清淡似水，但他的业绩将永远融入祖国的江河。
在水利界的朋友中，我们和他认识最早，同事的时间最长。早在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在华东水利部相识。钱正英在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工作时，他与邢培绪同志负责淮河流域的沂沭泗河流域的治理规划。1952年华东军政委员会撤销后，我们先后调到北京。
榜义同志于1959年调水利电力部北京勘测设计院，后调部规划局任规划处长。“文革”中他又转到淮河工作，协助钱正英研究淮河的治理规划。1973年起专注于南水北调，长时间任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以后兼任过水利部规划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副院长等职，与朱承中长期共事。1990年退休后，又与钱正英共同为淮河治理的长远规划做咨询研究工作。他和我们在水利战线共同战斗了60多年，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榜义同志的专长是水利规划。各大流域中，他对淮河、海河和黄淮海平原最为熟悉。从20世纪50年代研究规划沂沭泗河开始，到对淮河全流域进行策划，可以说淮河流域规划中很多开创性的规划，都出自他或他所率领的团队的构思。如淮北平原的茨淮新河、怀洪新河，是在“文革”中由他最早提出的。淮河流域中著名的“东调南下”，把沂沭河的洪水尽量东调经新沭河在山东入海，为南四湖的洪水腾出南下江苏的出路，也是他的创造性规划。在1958年“大跃进”时，由于片面推行“以蓄为主”的治水方针，造成冀、鲁、豫、皖、苏、京、津（五省二市）平原地区的严重涝碱灾害和边界水事纠纷。时任水利部规划局规划处长的姚榜义同志，日夜奔忙于五省二市，在统筹规划、安排黄淮海平原洪涝出路的前提下，协调地方间的排涝措施，任劳任怨，化解矛盾，逐步解决了问题。
1973年以后，榜义同志担任南水北调规划办公室主任，开创了南水北调的具体规划工作。1988年我们三人曾在当时刚刚竣工的南水北调东线穿黄地质勘探洞中合影留念。在他年老卸任后，朱承中接任他的工作，他虽已七十高龄，仍尽心尽力地辅佐。以后在中国工程院组织的“北方地区水资源合理配置和南水北调问题”课题研究中，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去世前，他参加了钱正英主持的“淮河中游洪涝问题与对策研究”工作，作出他一生对治淮的最后贡献。
在长期的水利规划工作中，由于榜义同志善于协调水利矛盾，化解纠纷，大家戏称他开创了一代“水利纠纷学”。但是他绝对不是无原则地“和稀泥”，在原则问题上，他勇于挺身而出。记得在1994年2月的一天，他与朱承中一起提着一麻袋的资料来到钱正英的家里，忧心忡忡地反映，有关单位领导头脑发热，急于上“南水北调中线”项目，甚至压低原来已经严重估计不足的投资，争取与三峡工程同时在20世纪上马。如果对这样规模巨大、技术复杂的项目轻率启动，将重复当年仓促批准三门峡工程的失误。钱正英为此向国家计委党组写信，反映他们的意见（见《钱正英水利文选》），得到了国家计委的重视。
榜义同志于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实际行动说明，他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他虽然悄悄地走了，他的业绩将永远留在祖国大地，他的名字将永远记在我们的心中！
姚榜义同志走了，他悄悄地离开了我们，临终前嘱咐家人，不要为他举行任何仪式。这就是榜义同志的为人：恪尽己责，不求回报。他的一生可说是清淡似水，但他的业绩将永远融入祖国的江河。
在水利界的朋友中，我们和他认识最早，同事的时间最长。早在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在华东水利部相识。钱正英在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工作时，他与邢培绪同志负责淮河流域的沂沭泗河流域的治理规划。1952年华东军政委员会撤销后，我们先后调到北京。
榜义同志于1959年调水利电力部北京勘测设计院，后调部规划局任规划处长。“文革”中他又转到淮河工作，协助钱正英研究淮河的治理规划。1973年起专注于南水北调，长时间任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以后兼任过水利部规划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副院长等职，与朱承中长期共事。1990年退休后，又与钱正英共同为淮河治理的长远规划做咨询研究工作。他和我们在水利战线共同战斗了60多年，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榜义同志的专长是水利规划。各大流域中，他对淮河、海河和黄淮海平原最为熟悉。从20世纪50年代研究规划沂沭泗河开始，到对淮河全流域进行策划，可以说淮河流域规划中很多开创性的规划，都出自他或他所率领的团队的构思。如淮北平原的茨淮新河、怀洪新河，是在“文革”中由他最早提出的。淮河流域中著名的“东调南下”，把沂沭河的洪水尽量东调经新沭河在山东入海，为南四湖的洪水腾出南下江苏的出路，也是他的创造性规划。在1958年“大跃进”时，由于片面推行“以蓄为主”的治水方针，造成冀、鲁、豫、皖、苏、京、津（五省二市）平原地区的严重涝碱灾害和边界水事纠纷。时任水利部规划局规划处长的姚榜义同志，日夜奔忙于五省二市，在统筹规划、安排黄淮海平原洪涝出路的前提下，协调地方间的排涝措施，任劳任怨，化解矛盾，逐步解决了问题。
1973年以后，榜义同志担任南水北调规划办公室主任，开创了南水北调的具体规划工作。1988年我们三人曾在当时刚刚竣工的南水北调东线穿黄地质勘探洞中合影留念。在他年老卸任后，朱承中接任他的工作，他虽已七十高龄，仍尽心尽力地辅佐。以后在中国工程院组织的“北方地区水资源合理配置和南水北调问题”课题研究中，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去世前，他参加了钱正英主持的“淮河中游洪涝问题与对策研究”工作，作出他一生对治淮的最后贡献。
在长期的水利规划工作中，由于榜义同志善于协调水利矛盾，化解纠纷，大家戏称他开创了一代“水利纠纷学”。但是他绝对不是无原则地“和稀泥”，在原则问题上，他勇于挺身而出。记得在1994年2月的一天，他与朱承中一起提着一麻袋的资料来到钱正英的家里，忧心忡忡地反映，有关单位领导头脑发热，急于上“南水北调中线”项目，甚至压低原来已经严重估计不足的投资，争取与三峡工程同时在20世纪上马。如果对这样规模巨大、技术复杂的项目轻率启动，将重复当年仓促批准三门峡工程的失误。钱正英为此向国家计委党组写信，反映他们的意见（见《钱正英水利文选》），得到了国家计委的重视。
榜义同志于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实际行动说明，他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他虽然悄悄地走了，他的业绩将永远留在祖国大地，他的名字将永远记在我们的心中！
